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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难以忘怀的一桩往事———追思老领导陶军同志

    摘要:人们常说,往事如烟。但在非常态下往事留痕,却难以忘怀。在纪念老领导陶军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,谨以此短文,追忆一桩难忘的往事,以表对老领导的致敬和缅怀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有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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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以忘怀的一桩往事———追思老领导陶军同志

   期次:第1225期   作者:晏章万   查看:12   
  人们常说,往事如烟。但在非常态下往事留痕,却难以忘怀。在纪念老领导陶军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,谨以此短文,追忆一桩难忘的往事,以表对老领导的致敬和缅怀。
 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有幸被保送来到仰慕已久的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。刚步入桂子山不久,有关时任学校教务长的陶军同志的故事,就时有耳闻。据说武汉刚解放初,陶教务长在武汉地区高校的一次报告会上,某大学的教授递纸条提问,并请陶军同志用外语回答。陶教务长随即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回答了大家的提问,顿时全场为之惊叹,有的说:山沟里出来的共产党里,竟然有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才!陶教务长经常给全校师生作国际形势报告,有一次我高兴地到场聆听了他的报告。陶教务长报告时,只带着一叠卡片,没有讲稿,整场报告不是照本宣科,而是即席演讲。内容逻辑有序,对事件的前因后果、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得头头是道。语言生动流畅,幽默诙谐,会场气氛十分活跃。师生无不称赞叫绝,都说听陶教务长的报告,是一种精神享受。在师生心目中,陶教务长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师长,又是风度儒雅、可亲可敬的学校好领导。
  我毕业留校,被安排在学校机关工作,虽不是陶教务长的直接下属,但我们见面的机会还是多了一些。可就在我留校工作还不到一年,便开始了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在这个非常时期,老教务长不幸遭遇的一桩往事,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  “文革”初期,倍受师生尊敬的老教务长突然错误地划定为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。一九六六年中央“五一六”通知公布前后,北京开始了揭批所谓的“三家村”(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、北京市副市长吴脍、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),一时间,“大阴谋家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、“黑帮”等字眼充斥报端,宣传文化战线一片讨伐之声。接着,许多省市闻风而动,揪出了本地的所谓“三家村”、“四家店”。武汉地区高校首先是武汉大学开始揭批珞珈山上的所谓“三家村”,桂子山上也很快鼓噪起揭批刘(介愚)、郭(抵)、陶(军)的浪潮,真是北京一阵风,武汉一阵雨。在“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的声浪中,桂子山一度出现了揭批陶教务长的的高潮。大小字报铺天盖地,不同单位、不同造反组织的各种批斗会时有发生,有的勒令陶军同志到场,戴高帽、挂黑牌、“架飞机”甚至人身侮辱等无其不有。揭批的所谓问题是无限上纲。把贯彻教育部高教“六十条”,批成是“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”;把严格教学管理(规定一学年内四门以上课程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劝其退学),批成是“迫害工农子弟”;把对五七年反右的正常意见,批成是“攻击反右斗争”;等等。老教务长被诬陷为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“五七年的漏网右派”。更为离奇的是,在“文革”极不正常的状态下,一九六六年九月,经当时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批准,以组织名义将陶军同志划定为右派,作为“文革”的所谓成果,公开在《湖北日报》上,以头版通栏标题刊文,介绍其所谓“罪行”,点名进行批判。在“文革”中重新划右派,这恐怕是全国唯一一例。一时间,德高望重的陶教务长就这样不容申辩的突然成了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、“牛鬼蛇神”,被“罢官”,被“打倒”。在“文革”的中后期,“斗批改”、“整党”阶段,又经当时的省委批复,进而降低工资级别、开除其党籍。不仅如此,老教务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还被监督下放本校原大冶分院养猪场劳动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前,才被安排到历史系资料室。
  在十年浩劫中,由于无端的政治陷害,使陶教务长饱经了人身的屈辱,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摧残,以及极不公正的待遇。
  十年“文革”结束后,中央落实干部政策,平反冤假错案。一九八○年六月,湖北省委组织部批文,撤销陶军同志错划右派的决定。当时学校临时党委要求,学校政治部派员给陶军同志传达文件,落实政策,做好思想工作。政治部把这一严肃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我这个相对年轻的副主任。我深知,这不是一般的文件精神传达,也不是五七年反右扩大化的历史老案平反,而是要对在“文革”初期发生的全国少有的一起错划右派案件的昭雪。面对多年深受诬陷的老教务长,一旦触及其这一难以愈合的伤痛,其心情可想而知,该有多少委屈要洗清,有多少怨恨要倾诉,甚至有多少内心的不平要宣泄,这些委屈、怨恨与不平,怎么是一纸公文能化解的呢,更不是我们这些弟子、同志因多少劝慰就能舒缓的。如何完成好这一任务,我心中实在有些忐忑和不安。
  十年动乱,不论风云变幻如何,始终不能改变我对陶教务长的敬重之心。为表达对老领导的尊重,我们决定亲自登门,传达省里文件。当我和政治部的同事如约来到陶教务长家时,他满面笑容地把我们迎进门,热情地端茶倒水,与我们促膝而坐。老教务长的热情接待,让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。我首先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,是学校党委派我们来传达一个省里文件,恭敬地将文件递给了陶教务长,请他亲自阅读。当我们看着老领导全神贯注的样子,内心仍有一分不安。陶教务长神情镇定、非常认真地看完了全文。似乎抑制着内心许多复杂的心绪,十分平静地说:“我感谢党组织及时给我平反昭雪。十多年的蒙冤受屈,我始终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精神,相信群众的大多数。‘文革’这种无序的非理性的揭发批斗,误伤是难免的。对于揭发批斗过我的群众,我不会怨恨任何人,即使是有错误的人,我们也要像刘(介愚)书记在全校大会上讲的,‘历尽劫波兄弟在,相逢一笑泯恩仇’吧!今天非常高兴,谢谢你们登门为我传达省里这个文件。”陶教务长句句诤言的简明表态,完全出乎所料,原来我们的担心也是多余的。我说:“您是老教务长,今后还希望您继续为学校事业的发展,为培养人才出力呢!”老教务长深情地说:“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尽心出力,是党员的本分,我们共同努力吧。”陶军同志有说有笑地把我们送出了门。
  陶教务长平反后不久,他便出任了学校副院长,其间,由于陶军同志的个人条件及英语水平,还出任过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,继续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、为国际教科文卫事业作贡献。在他退出领导岗位后,还承担过校内外许多学术研究与报告的任务,继续发挥余热。
  今天,在纪念陶军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时,追思他这段坎坷的人生经历,让我无不为之动容。特别是他身处逆境中,面对毫无理性的揭发批斗,仍能镇定自若,面对欲加之罪的政治迫害,仍能从容以对;面对无端诬陷他的人和事,仍能宽容相待。对于平反昭雪,态度如此淡定,对党忠诚,信念坚定。这一切,让我们深深感到陶军同志修为的厚道,胸怀境界的宽广豁达,他的人格魅力让我至今难以忘怀,敬佩之心油然而生,陶军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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